康熙帝赐“清爱堂”匾额

古代社会，祠堂是供奉列祖列宗的地方，也是处理家族内部重大事务的场所。一般而言，祠堂的名字往往都以“某氏宗祠”命名，具有很高的识别度。不过，山东诸城刘氏家族，即刘统勋家族的祠堂，却不叫刘氏宗祠，而叫“清爱堂”，说起这个名字，还真是大有来头。

“清爱堂”是康熙皇帝御赐给刘家的一块匾额，在封建王朝时期，得到的皇帝的褒奖，甚至御赐书法匾额，这多当事人以及整个家族都是十分重大的荣誉。

据统计，诸城刘氏家族至少获得过康熙、乾隆、嘉庆三位皇帝所赐的七块匾额。分别是：

康熙五十一年应刘桀之请赐题“清爱堂”；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十三年主动为刘统勋赐题的“赞示介景”；乾隆五十九年在刘墉75岁时为其继母颜太夫人寿辰赐题的“令寿延祺”；嘉庆十九年为找赵镮之的母亲赵太夫人七十寿辰赐题的“贞寿延祺”；另外还有乾隆专门赐给刘墉的“清爱堂”和“天香深处”两块匾额。

从中可知，刘家共有两块御题的“清爱堂”匾额，三块皇帝为女眷寿辰所题的寿匾额，以及分别为刘统勋和刘墉两位父子宰相所题的各一块匾额。

刘墉作为一代书法家，不仅在其家制毛笔上用“天香深处”作为标志，还经常在自己书作落款时写下“书于天香深处”的字样。刘墉本人得了一块乾隆皇帝御赐的“天香深处”就如此兴奋，由此可见，当刘家第一次从康熙皇帝那里获赠“清爱堂”匾额的时候，全家上下该有多么兴奋。

“清爱堂”是诸城刘氏祠堂的堂号，也蕴含了刘氏家风的核心观念——清廉爱民。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刘氏子弟在步入仕途后，克服重重困难，纷纷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不俗的业绩。

那么，康熙帝为何要赐给刘家“清爱堂”呢？史料中记载了康熙题写“清爱堂”的始末。这还得源于刘果（刘统勋的伯父，刘桀的二哥）在河间做知县的时候，治理地方政绩突出。

不过刘果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知县，即便政绩再好也很难被康熙所知。可巧恰康熙帝微服私访河间县的时候，从当地百姓的口中得知了这么一位为民做主的好官。而且康熙帝还当面召见了刘果，问了很多关于政务上的问题。

刘果对答如流让康熙帝龙颜大悦称赞其清廉爱民，当即就提拔他为正六品的刑部江南司主事，并让他预修《大清律》。

康熙帝的这句“清廉爱民”就是后来“清爱堂”所包含的意义。只不过“清廉爱民”在当时只是康熙帝对刘果所下的一个口头结论。题写匾额的事情则要等到近四十年以后了。

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下诏命九卿推荐各省清廉有才干的官员，以知府被举荐的只有刘桀和程鹏年二人，当时刘桀是平阳知府。凭借这次评比，刘桀升任天津道副使。这一年，康熙帝南巡，刘桀奉命迎驾五台山。借着这个机会，刘桀上奏康熙帝，提及四十年前，二哥刘果在河间知县任上曾蒙皇上“清廉爱民”褒奖，顺便请求康熙帝赐书。

康熙帝念及刘果、刘桀兄弟二人都有“清廉爱民”之风，十分高兴，遂为之题写了“清爱堂”的堂号，时年为康熙四十九年。

康熙皇帝为刘家题写此堂号，可以说既有对刘果、刘桀两兄弟为官风采的表彰，又饱含了刘氏家族的殷切期望。刘家以“清爱堂”命名其刘氏祠堂，目的当然不外乎两个，一是记恩荣，二是借此教育后世为官子弟要“清廉爱民”。

刘家自有康熙皇帝御笔亲赐“清爱堂”堂号之后，巨大的荣誉感和强烈的责任感相伴而生，就使刘氏子弟不自觉地为对得起这一荣誉，为彰显祖德、延续祖风而自警自励，使清廉爱民成为自己为官的行动指南。

刘氏家族从政子弟多达二百多人，竟没有一个贪官。应该说，康熙帝这块御赐匾额起到了很大的监督作用。当然，刘氏的家风也是至关重要的，若是没有刘果、刘桀、刘统勋、刘墉等人打下的基础，后世子弟也是无法延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