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在指尖”传销涉案金额达6.2亿，从杀熟到“生熟”通吃

核心提示：借助发达的社交平台，不管是传统传销，还是变种后的传销，都被赋予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涉及人数多，一旦处理不当甚至会演变成社会事件。

这些传销行骗套路需谨慎。CFP/供图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李张光 杜涛欣 报道

　　谭冬梅最终没有等到广州“云在指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2017年上市。

　　2016年12月20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七件网络传销典型案件，“云在指尖”赫然排在首位。

　　此时，离这家电商公司注册成立不足两年，其微信公众号人数已达到2400万人，会员人数达到280万人，涉案金额6.2亿元，被誉为“微商传销的第一大案”。

　　“什么传销？那是他们内部产生矛盾，导致出现问题才被举报。”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时，广西籍女子谭冬梅这样辩护道。

　　作为280万会员之一，她已经做到“渠道商”级别。与大多数进驻过“云在指尖”网上商场的会员一样，如今她依然不愿意接受这个平台从事传销活动的事实。

　　“这是近年来新崛起的网络传销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利用人们普遍使用的社交工具作为切入口，它所采取的是奖励机制和‘洗脑’术并行的传销模式。”反传销志愿者邓志强说道。

　　邓志强是传统异地传销的受害者，自从脱离传销组织后，他一直利用空闲时间从事反传销方面的工作。

　　而近年来，虽然工商、公安等相关部门对传销活动大力打击，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社交平台优化，传销也在不断地变种、升级，通过各种方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2016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新型网络传销——微传销在我国的发展、危害及防治研究》，也将这种微传销视为新型网络传销，并指出这是2013年以后传销的主要形式。

　　报告称，保守估计，参与微传销的人员千万人以上，参与金额达数千亿元，无论人数和金额都远远超出传统传销。

　　报告中写道，这种新型网络传销无实体项目支撑、无明确投资标的、无实体机构，以高收益、低门槛、快回报为诱饵，靠不断发展新的投资者实现虚高利润。

　　该报告作者武长海教授表示，“对微传销的监管责任划分不明确，立法的不足或不完备又影响了有关部门的执法依据。”

除此之外，记者调查发现，借助发达的社交平台，不管是传统传销，还是变种后的传销，都被赋予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涉及人数多，一旦处理不当甚至会演变成社会事件。

网络传销变种

　　谭冬梅的致富梦随着“云在指尖”网上商城的轰然倒台而破灭。

　　“只要一部手机，一个微信账号，消费128元就能代理整个商城产品，在家里发链接，就能轻松月入上万，甚至十几万！”

　　2014年底，广州云在指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云在指尖”网上商城正式上线运营后这样宣传自己。

　　随后，其通过微信平台吸引大批人员加入，至案发时，会员已经遍布全国30余个省份。

　　据谭冬梅回忆，她在2015年3月份成为别人的下线后，通过扫描一个亲戚发给她的二维码进入“云在指尖”网上商城购买128元的商品成为“指尖管家”。

　　据她介绍，参与人员都要通过微信进入“云在指尖”网上商城，以购物形式缴纳一定费用成为会员，继续发展其他人员缴费加入则可获得当事人给付的佣金。

　　记者调查发现，“云在指尖”会员通过发送“云在指尖”微信公众号的链接或二维码，吸引其他人员关注“云在指尖”微信公众号。

　　如人员B通过会员A的链接或二维码，关注“云在指尖”微信公众号后成为A的锁定下线，当B进入商城选购商品累积消费128元后成为“指尖管家”会员，B被A终生锁定，为A的直接发展下线，即为A的第一层下线，以此类推。

　　其会员主要分为“指尖管家”“分销商”“代理商”“渠道商”“股东商”等五个级别，级别晋升途径是通过消费金额和直接或间接发展“指尖管家”数量实现。

　　会员主要通过发展下线来获得一定比例的报酬，“这样商品就成一个幌子了，主要靠发展人头，拉的人头越多意味着收入就越多，而最终获利的人在这个金字塔顶层。”同样被发展为会员的孟明说。

　　据来自湖南郴州的孟明介绍，他成为会员主要是家人的压力。

　　在这条链条上，发展传统社会关系依然是主要的目标，“杀熟”在这里也是屡试不爽的传销定律，社交工具则无形中成为发展传销的利器。

　　“我们家族第一个做‘云在指尖’的是我姑姑，后来整个家族差不多都加进去了，因为很简单，通过微信关注，然后在商城上买128元的东西。”孟明说。

　　孟明成为会员后，就被拉进各种各样的培训群，在里面会员被标榜为“分享经济”模式的创业者，“有时候是几十个微信群一起进行授课，轮番进行洗脑，他们会说，创业首先要身边的亲人支持，如果亲人不支持就不是亲人。”

　　与孟明一样，谭冬梅的整个家族基本也都成为“云在指尖”的会员。

　　“我是做服装生意的，我看过上面的东西，比一般网络平台的都要贵出很多，质量和售后没有任何保障。”孟明说。

　　但谭冬梅的想法却是，“你在哪儿买东西不是买，在‘云在指尖’上买能省钱，还能挣钱。”

　　其实，这种传销模式并不新鲜，记者发现，它与2011年发生的“江西精彩生活传销案”模式十分类似。

　　该案涉案金额数十亿元，成为轰动一时的网络传销大案。2013年8月30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精彩生活公司董事长唐庆南等6人分别判处3－10年有期徒刑。

　　2016年9月9日，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云在指尖”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该公司从事传销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3950万元，并处150万元的罚款。

从杀熟到“生熟”通吃

在谭冬梅对传销的认知里，传销的形式是控制人身自由。

其实，即使是传统传销也有“南北派”之别，北派传销控制人身自由并进行“洗脑”为主，南派传销不控制人身自由，主要采取激励和“洗脑”为主。

这种派别分类出现在1998年之后，在此之前，传销是一个中性的词，仅仅是指代一种新型的营销模式。

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传入我国后，传销在我国开始野蛮发展，并且大部分传销逐渐脱离销售商品的初衷，变成拉人头的“老鼠会”。

　　暨南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彭春林长期关注传销活动，据他介绍，美国企业雅芳是我国第一家正式以传销申请注册的公司。仅用三年的时间，其传销活动就遍布全国大中城市。

　　1997年9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了53家多层次传销企业、465家单层次传销企业在核准的范围内从事传销经营。

　　单层次传销指的是只能把产品卖给一个客户，多层次传销就是今天所指的传销，可以将产品卖给许多客户，客户再发展客户，“但是当时很多拿单层次的牌照，做的却是多层次传销的事情，市场极度混乱。”彭春林说。

　　特别是“异地邀约”的模式出现，传销活动全面走向难以控制的局面，即人们纷纷以工作、旅游等名义，将亲戚朋友从家乡骗到外地去做传销。

　　但那个时候对于传销是否合法，各界争论不休。据彭春林介绍，当时不少学者甚至专门撰述文章认为，这种营销模式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

　　“当时大量下岗工人，被安置到传销的队伍中去了。”彭春林说，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背景。

　　但不久，国家发现传销在中国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其正面作用，并且对我国的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1998年，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有关情况》和《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宣布一切传销在我国属于违法。

　　“这个时候北派传销就大肆兴起了，他们主要通过禁锢自由、暴力威胁、精神‘洗脑’等方式，达到发展人员，获取非法利益。”彭春林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介绍说。

　　在人们的印象中，北派传销者多“吃大锅饭、睡地铺”，一家住10多个人，集中上课，以磨砺意志为假象，条件比较艰苦。

　　不久就衍生出了南派传销。“但这个阶段都是通过传销组织成员发展熟人为手段来发展人员，也就是通常说的杀熟。”彭春林说，到互联网的兴起，杀熟就逐渐转向“生熟”通杀的阶段。

　　“1040阳光工程”就是南派传销的典型代表，它又有“纯资本运作”“连锁经营”等叫法。他们打着国家项目的旗号，快速蔓延。

　　到2008年之后，这种传销就升级为“投资69800元，拉29个人，三年后收1040万元”的骗局。

　　29岁的广东人李东是这种传销的受害者。2017年4月7日，他被女朋友骗到武汉汉阳区考察项目，被成功“洗脑”，投资了69800元，后来察觉是传销组织后，在6月3日逃离。

　　但是，女朋友并没有跟他一起出来，对于李东的行为，她反而斥之为不负责任。

　　据李东介绍，他女朋友父母离异，她是被她母亲拉进去的，而她母亲则是被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个男的拉进去的。

　　李东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他观察到，不少人为了拉到更多的人，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以交友和谈感情为借口，将人骗进去。

　　他发现女朋友经常和一些陌生男子聊天，继而以见面为借口，带他们去考察项目，通过一个星期的“洗脑”，不少人纷纷掏钱投资。

　　其实，现实中的传销组织除了杀熟之外，也早已开始了“杀生”之路。打着招聘、婚介、交友、旅游等为借口将人骗进传销组织。

　　北派传销如今大多完全演变为发展人头的“老鼠会”，销售的产品成了一个虚构的概念。他们对这些被骗来的人员一般实行控制人身自由、“洗脑”，让误入传销组织者自愿或不自愿地交钱或继续发展下线。

反负面宣传套路

　　邓志强是河南人，一年的传销经历，他视为不堪回首的人生污点，为此他常常自责愧疚，并将自己称为传销难民。

　　2015年7月，邓志强在广州一所985高校硕士毕业，因为到安徽去看一个朋友，而误入披着“纯资本运作”外衣的传销。

　　“当时朋友说让陪去看一个项目，结果就被‘洗脑’成功了，借了69800元投了进去。”邓志强说。

　　而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唯一发展的一个下线，就是他的亲妹妹，“后来我父母也去看了一下，也被‘洗脑’成功了，但是他们回家后就发现了是传销。”邓志强说。

　　从此，他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我很不孝顺，因为我的失误不仅连累了家人，我自己整个人生轨迹也都改变了。”作为理科男的邓志强依然显得不善言辞，语气哽咽着说。

　　“里面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和外界世界不通，很容易被洗脑。”邓志强谈及自己的感受时表示，传销组织内部组织严密，除了有一套完整的洗脑系统，人员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平时的一些证据也处理得很谨慎，这就导致了相关部门处理难。

　　事实上，自从1998年被禁止之后，传销行业就进入了一段漫长的“理论危机”期。传销组织者需要苦口婆心地解释和美化这个行业，各种“洗脑”的话术和套路在那时酝酿出来。

　　“国家项目”“资本运作”“1040阳光工程”的传销最早在广西北海、南宁、来宾、玉林、桂林等地发展蔓延，2012年后逐步扩散到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湖北武汉、贵州贵阳等地。

　　虽然媒体对这种传销行为进行过大量的曝光，但是在传销组织内部却有一种“负面调控论”用来应对。

　　所谓“负面调控论”是说国家之所以让媒体曝光、让公安部门打击传销，实际上是在暗中保护这个行业，担心这个行业发展太快，13亿中国人不够用。

　　他们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诸如北部湾开发、“1040阳光工程”、西部大开发等，来解释他们所编织的传销迷梦。

　　“这是咱们穷人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网友拍摄的在广西北海遭遇“传销一日游”的视频里，一个穿金戴银的人士拿着话筒高声宣传传销致富之路。

　　同时，近年来，“共享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成为传销宣传口号，许多人因为对国家政策不甚了解，被似是而非的说辞迷惑而误入歧途。

担忧衍生利益链

　　传销人群常常被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是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他们知道骗局的一切，是收割者；第二层的人知道骗局的80%；第三层知道骗局的一半；第四层就是完全不知道，是充满激情又极度被煽动的底层人群。

　　据邓志强介绍，在“纯资本运作”等项目中就有一个“揭谎”的过程，做到一定级别后，会告诉你一部分真相，“比如上了老总级别的人，就会知道一切的真相，这就是一个骗局。”

　　这时候他们的角色也逐渐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角色转变。“很多人知道自己被骗后，不甘心，继续又去骗别人。”邓志强说。

　　一位上了老总级别的传销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这是每个项目普遍存在的现象。

　　从被害者到加害者角色的转变，也体现在新的社交平台上。

　　彭春林担心的是，利用便利的社交平台，一些受害者会变成传销的组织者。

　　另一方面，一些传销打着国家的支持项目的名义进行包装，随着社交特点的变化，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比如，不久前，传销组织‘善心汇’就通过微信群联络方式，组织大量会员到政府示威、到北京上访等方式，抗议相关部门不该取缔该组织。”

　　而查处传销因为没有相关的激励机制，使得一些地方政府长期纵容，等到传销做大的时候，才采取“收割”的方式进行查处，继而没收巨额资金。

　　另外，一些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对周边的传销行为十分漠视，认为传销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但如今，当传销组织成员一旦壮大，很容易让政府面临挑战。

　　一位魏姓律师提出疑问，他曾代理过一些传销的案子，发现几个人数过千的电话群组，这些电话号码六位数是相同的，根据现行的通信管理办法，建立这样的通讯群是需要当地政府部门严格许可的。

　　邓志强也表示，这在传销之内是存在的，并且被说成是“国家给他们开的”，以证明他们所从事的是国家的项目。

　　同时，一位反传销人士也透露，不少人从传销组织出来之后，将职业反传销做成一个产业，通过各种名目骗取受害者家庭的钱财。

彭春林表示，一旦各种利益链形成，国家打击传销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应采访者要求，谭冬梅、邓志强、李东为化名）

原标题：传销变种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