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主“讽喻诗”的白居易晚年转向“闲适诗”是否自相矛盾？

不矛盾。

在诗歌创作上，白居易提倡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毕生都在践行这个理念。

年轻时，他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就和元稹一道，创作《策林》数十篇，虽然只是模拟应试之作，却敢于揭露黑暗，抨击腐败，矛头直指朝廷要员、皇亲国戚，甚至包括天子本人。

因《长恨歌》声名鹊起后，白居易一边担任左拾遗，专门给皇帝和文武百官挑刺，一边创作诗文，针砭时弊，写下了“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等讽喻名篇。

他不仅自己写，还带动李绅、元稹等同时期一大批诗人写，涌现出了《悯农》《织妇词》等大量经典作品。

因敢于直言，敢怒敢谏，白居易的仕途自然很是坎坷，多次被贬，先后在江州、杭州、苏州等地任职。

虽是外放官员，每到一地，他都勤政为民，颇有政绩，尤其是在苏州，他兴学办校，疏建水利，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多年以后，当地百姓还自发修建“三贤祠”，以纪念苏州历史上最好的三任刺史：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

无奈此时的中唐，历经“安史之乱”后，宦官干政，朝纲不稳，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盛唐气象早已消失殆尽。

白居易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经世之才不能施展，屡屡受挫后，建功立业、忧国忧民的热情，终究化为了乐天知命、云淡风轻。

性格和思绪上的变化，自然导致创作风格的演变，白居易后期的作品中，闲适诗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结合诗人的生平经历来看，这种转变丝毫不会有突兀之感。

再者，在白居易看来，讽喻诗和闲适诗绝非水火不容的绝缘物，完全可以相互补充、互促共进。按照儒家的思想体系解释，讽喻是忧国忧民、关注社稷苍生，属于“兼济天下”，闲适则是诗文自娱、陶冶性情，属于“独善其身”，两者兼备，岂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