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尘埃落定》时感觉阿来的叙事很有诗意，该如何理解这一特点？

阿来在创作中一直保持了小说诗意化叙事的个性风格，让人读后余味不尽。这种诗质情愫，一方面是川端康成式的情绪浸润，一方面又是怀旧的、写实的，梦境般神奇超逸而又极度写实且有深度批判现实精神的情绪。

《尘埃落定》的诗意化叙事特点，是一种颠覆阅读理性的诗意化叙事，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多重叙事视角叠置；

2、非性格化、非典型化叙事；

3、叙事逻辑的颠覆；

4、抒情性叙事的无主题变奏。

01 多重叙事视角叠置阿来小说诗意化叙事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混同使用，造成叙事视角的多重叠置。他打破了中西叙事视角理论的许多规范，是一种全新的叙事探险，一种颠覆性叙事。

传统叙事理论将叙事视角按人称不同分为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两种，现代西方叙事学将叙事视角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三类。不论是二分还是三分，都对不同类型的叙事方式、技法限定、各自优劣等作出了理论上的分析归纳，既指导写作，亦指引批评。

但第一人称视角不可以充当第三人称视角。因为第三人称是全知全能视角，是“上帝的眼睛”，作者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身份，讲述他人的故事，透视他人的心理，极端自由地叙写一切内在心理与外在事件。

而第一人称叙事，要求严格按“见证人”或“旁观者”的亲历见闻与感知来讲述故事，它只能以“我”、“我们”的身份、经历等为依据，有限地讲述自身与他人的行为、心理活动，这样才能合乎心理、事理逻辑，增强作品的艺术真实性。然而，细读阿来的一些小说，特别是《尘埃落定》，这些叙事视角理论显得捉襟见肘了。阿来让这些叙事学经典理论面对他的叙事文本而失语。

《尘埃落定》舞剧剧照，下同

《尘埃落定》中，作者以一位“傻亦非傻”的土司二少爷为叙事承担者，是由“我”(二少爷)来讲述“我”的一段人生成长经历，叙写土司辖区的一段生活图景。

“我”作为叙事视角，本应严格按“我”的视角限定，逼真地讲述“我”和他人的故事。但是，文本让“我”变成了多重叙事视角承担者：

其一，“我”是一个地道的有生理缺陷的傻子。于是文本许多地方写到“我”以傻子的方式去感知、思考、行动，表现出一系列傻相。

其二，“我”又是一个不傻的正常人，甚至是智者。于是文本许多内容写到“我”以正常人或智者的方式去感知、思考、行动，表现出一系列智慧之举。

其三，因为“我”既傻又不傻，所以许多内容就干脆让作者来充当“我”讲述，于是“我”变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全能叙述者，让第三人称视角介入他人心理活动的结果。

整部长篇都是这三种视角并置于“我”身上，呈现出一种杂语交替发声的复调状态。阿来让这样一个特殊人物既充当主人公，又充当叙事者，显然是一种叙事冒险。中外文学史上还真无先例。

有评论者以福克纳写作《喧哗与骚动》为例，说明福克纳试图让白痴讲一个长篇故事，结果失败了。并以西方叙事技法理论衡量阿来，并得出阿来这种非理性叙事为致命的疏忽、败笔、谬误，恐有削足适履之嫌。

阿来让多重视角混杂叙事，实则是一种“臆造”，因为傻子二少爷本身只能是臆造的人物，这些臆造的人物是无法用生活或理性逻辑来解读的。就像诗，诗能让许多不可能的事物，在心灵的映照下变为了可能。

诗的魅力就来自它的新颖别致而美好丰盈的感觉、体验，不是理性，即使是哲理性，也是以充实丰盈的感性意象照亮理性的结果。

我们只有将阿来的多重叙事视角的重叠，当成抒情诗式的叙事看待，这些不合视角规范、感觉的丰盈感受，不断融化为读者对人性、人生、命运等的深刻与美好体验。

因而，试图以某种理性介入作品阅读，试图还原叙事视角的理性设定，试图厘定人称背后的一系列理性规范，都将徒劳。

02 非性格化、非典型化叙事《尘埃落定》诗意化叙事的另一特征，是非性格化、非典型化叙事。作者以“我”为叙事视角，但不受“我”的身份、年龄、职业、学养等个性特征限定，以“我”与作者同构的抒情诗式视角，淡化个性性格和典型化创造，自由想象地进行意向性叙事。

传统叙事理论认为，以“我”为视角的叙事方式，一般有两种：

一种“我”是主人公。这样就应该刻画主人公的个性特征，“我”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我”的身份、地位、性别、年龄、职业、学养等特征，方能形成个性化与典型性，特别是“我”的语言要有个性，讲述不同人的对话也应符合他人的个性。总之，一切都要有个性。

另一种“我”只作为见证人、旁观者等线索人物出场，是以“我”的身份、年龄、职业、学养等个性特征限定，来讲述他人的故事，经“我”个性化眼光的过滤，他人的故事也显得很有性格或典型化。

随着现代意识流小说兴起，“我”可以大量叙写心理活动，意识与潜意识、现实与梦幻、现在与回忆等可以极度自由地流淌出来，但作为“我”的意识流，不论是现实或神话，也都应有一定的特征性品格。

阿来的小说叙事确有些意识流叙事的特征，但又显然不是意识流，因为他的叙事目的在借生活事件的回忆式叙述，表达自己的一些体验，有点借事抒情写意的诗歌味道，与意识流叙事目的显然区别。

阿来小说似一种“回忆流”叙事，然而他又将回忆性叙事与现实性叙事如此恰到好处地交织在一起，让人莫辨真幻。于是，这些经典叙事理论又一次被阿来的小说叙事颠覆。

在小说中，作者将所有往事的逼真再现，包括大量回忆中人物的对话，都用现在时态进行超时间的共时表达，造成非逻辑性、非性格化、乃至非回忆性的叙事效果。读者看不到“我”的个性化或典型性特征，更看不到“我”成长过程中因年龄、职位等而变化的语言、性格、心理等成长历程。

小说中的“我”一样，既非个性化、亦非典型性，也见不出成长历程，因而被有的论者评为叙述方面的显然的失误和在人物性格逻辑上的一些混乱。

但如果从诗学的角度去看，这是可以得到正向解释的。抒情诗是无须写出抒情主人公或人物的个性性格的，也无须典型化，它以意象组合，融化为特定的意境与境界，隐含地表达着抒情主体的一种情志、一点体悟、一缕思绪、一些感受。

阿来小说的非个性化、非典型化的叙事，正是服从抒情诗的原则，将无数段“我”的回忆连在一起，向读者展示的不是人物形象，不是性格、个性、典型，而是抒写“我”对一系列往事(生活事件、历史变迁、民族命运、人性本相、理想追求等)的丰富充盈的体验感受。

由是可见，传统小说叙事学认定的服从人物形象塑造的一系列规范，被阿来小说的诗意化叙事打破，走向了心灵的展示。

03 叙事逻辑的颠覆走向非逻辑的叙事，是阿来小说叙事具有诗性特色的又一原因。

一般来说，叙事型文学作品，无论是写实型、浪漫型，还是象征型、魔幻型，都要遵循逻辑规律。或生活事理逻辑，或心理性格逻辑，或情感想象逻辑，或变形虚构逻辑等等，要么遵循客观生活真实原则，要么遵循想象虚构原则。

总之，都要合乎艺术真实，或让人觉得可信。然而，阿来没有这样做，他一方面极力制造真实感，可信性，另一方面又极力颠覆真实感，可信性。以一种逻辑与非逻辑混杂的叙事策略，将叙事文本变成了诗歌文本，以诗的超逻辑的张力结构，将那些不可能同时发生或不可能成为事实的东西，变成了可能，化为了真实存在。

《尘埃落定》的整个叙事充满了逻辑矛盾。作者让一个既傻又不傻的人承担叙事者，这是引起读者、评论者理性解读时逻辑困惑的主要因素。

“我”既是傻子又是智者，文本叙事中，一方面极力证明“我”真是一个傻子，另一方面又极力证明“我”很聪明，形成一个超逻辑的“我”。

又如小说一方面是以“我”的自述体建构故事的，但小说结尾却写道，“我”躺在床上，被复仇者杀死了，“我”看到“我”的血流淌出来：

“血滴在地板上，是好大一汪，我在床上变冷时，血也慢慢地在地板上变了颜色。”

读完小说，读者不禁要问：既然“我”死了，这篇由“我”讲述故事的小说又是由谁叙述的呢?这又是一个对阅读理性逻辑的颠覆，是超逻辑的。小说的非逻辑叙事中，处处显示出矛盾：

“我”既敬仰宗教，又不信仰宗教；“我”既不追求世俗欲望，但也不拒绝这些人性欲望；“我”既不为出身土司的贵族身份而自豪，也不因为自己是个傻子而悲哀；“我”是友善的，又是残酷的；“我”是一切事件的介入者，又是旁观者或局外人；“我”热爱生命、体验人生的美好，又不贪生、自然赴死。总之，一个充满逻辑矛盾的“我”，一个读者无法用理性辨识的“我”。

因此，整个叙事都处于证实与证伪并置的矛盾同构关系中，它挑战读者的理性，造成阅读上的逻辑颠覆。但这种非理性的叙事诗意地将整个叙事引向了“我”的主观叙事，因此，小说叙事在客观与主观、现实与超现实、写实与虚构之间，又建立了超逻辑的链接，造成了抒情诗式的超逻辑张力结构。

于是，又一次将读者引向抒情诗式的阅读，它让读者由客观事实的认知进入到主观心灵事件的体悟中去，进入到抒情主体的情感世界中去，阅读故事背后隐在的一种暗示、一种情愫、一种想往。

04 抒情性叙事的无主题变奏《尘埃落定》诗意化叙事的再一特征，是因其抒情性叙事方式，导致叙事文本的意蕴显现方式转化为抒情文本的意蕴显示方式，形成小说主旨的非中心化，造成多意蕴共生，又一次颠覆了读者习见的叙述性小说主旨理解方式的阅读理性。

一般说来，叙事性小说文本无论是故事型，人物型，还是心理型，其主题都有一个或几个中心，或于故事型叙事中，以主要情节显示主要矛盾冲突，从而揭示主题；或于人物型叙事中，以典型人物及其典型性格显现主题，从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之关系揭示主题；或于心理叙事、意识流叙事中，创造典型情绪、氛围、情结、意识等典型心理形成主旨；或于诗意化、散文化叙事中，创造特定的意象与意境，象征性地暗示某种意蕴。

要之，叙事文本都有相对可以确定的主题或多种主题意蕴。但这些经典的叙事文本主题呈现方式，被阿来小说的叙事突破，造成无主题的多意蕴共生。

阅读《尘埃落定》，我们几乎无法确定该小说的主题性意蕴。小说围绕“我”的一段经历，讲述了“我”所见、所做、所思、所感的许多事情。读者凭叙事性文本的主题阅读经验，无法把握小说主旨。

很多关于该小说的评论文章，几乎都在回避该作品的主题或意蕴，因为作者并没有设定一种主题或创作意图。作者所叙写的人物与故事并不服从某种统一的主题设计，文本中的事件与人物都以各自独立的意象形式存在，这些相对各自具有独立表意功能的人物与事件的一系列演进，并不服从于某种意蕴设定。

因而整部长篇的内容，就像一盘五彩斑斓的珍珠，各自散发着不同色彩的光芒，我们只见到处处都有美的闪光，然而却说不出是哪种色彩最光艳夺目。这种异色杂呈的方式就是小说中意蕴显现的方式。

如此，阿来小说真正成了“无主题变奏”。它是一种去中心化、非主题化的抒情诗。诗人以鲜活的人物与事件意象化地组接一起，将“我”对自然美景和世事人生的一系列感受体验乃至看法，融人这些人物与事件、场景等意象中，表现出种种不同的体验见解，向读者一路诉说种种不同的人生体验。

试图以经典叙事学理论去寻找阿来小说主旨的理性阅读方式，又一次遭到阿来小说独特叙事的颠覆。

总之，《尘埃落定》叙事诗意化的倾向，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它向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叙事文学的阅读理性发出挑战，颠覆了传统叙事学理论，建立起独树一帜的个体性叙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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