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独秀为何坚决不去延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身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在友人的帮助下，提前出狱。

出狱后，他依旧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写下大量抗日文章，可此时，他早已被别有用心者诬陷为“汉奸”。

身心俱疲的他，只能溯江而上，蛰居江津。

1938年，朱蕴山和周恩来，从延安前来探望他。

周恩来的到来，说明了延安的诚意，只要陈独秀承认过去的错误，便可以继续回到革命的队伍之中。

可他却对周恩来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了你和润之，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彼时的陈独秀脾气改了很多，可那残存下来的一点点自尊心，依旧不允许他向任何人低头。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去世，硬了一辈子的他，终究也没有弯下那根傲骨。

而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延安进行着整风运动，听闻陈独秀的去世，他黯然神伤。

这个曾经的偶像，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回归革命，这份遗憾，成了毛泽东心中永远的痛。

从1920年在上海时与陈独秀的并肩而行，到1927年与陈独秀的渐行渐远；从“驱张运动”的相互激励，到大革命失败后的分道扬镳。

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经历，让毛泽东逐渐明白，他与陈独秀在革命的道路上，并不是一路人。

但不可否认，正是陈独秀的革命信仰，成就了毛泽东一生的不屈。

相识

1917年初，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开始为新文化运动造势。

很快，这本杂志便响彻大江南北，成了中国有志青年的思想启蒙读物。

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一个名叫毛泽东的年轻人，对此杂志尤为推崇。

不久之后，他便在老师杨昌济的建议下，以“二十八画生”之名，给《新青年》投稿了一篇关于体育的论文——“体育之研究”。

毛泽东的文章以小见大，“以小学教育之优劣，见战争之成败，国家之兴衰”，这让陈独秀对这个湖南青年，刮目相看。

随后，《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

而这篇文章的刊登，也为二人日后的见面，埋下了伏笔。

1918年，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而毛泽东也跟随恩师，从长沙来到了北京。

杨昌济本想让毛泽东考取北大预科，可毛泽东却并不想再回到象牙塔中，他希望可以尽快步入到社会的熔炉中，全面磨炼自己。

于是，在恩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当时的工资是每月8块银元，这对毛泽东来说可谓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然而，这份工作对毛泽东而言，价值远超这8块银元。

他在这浩如烟海的图书馆工作，不仅拓宽了自己的认知水平，还与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骨干有了交集。

经过数次接触和深谈，李大钊非常欣赏这个湖南青年，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给他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许多名师与他相识。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开始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对各种流派思想，比较鉴别的方法。

而对于陈独秀，毛泽东是心怀敬仰的。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时，虽二人交谈时间不长，但毛泽东却是异常激动。

他曾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

对于那时的毛泽东来说，如果李大钊先生是他的精神导师，那陈独秀先生便是指引他前路的灯塔。

在北大的这段时间，毛泽东不仅增长了见识，开拓了视野，还明白了自己身为中国青年的职责所在。

然而，最是人间留不住，因要为赴法同学善后，半年后，毛泽东离开了北京，去往上海。

毛泽东虽离开了北大，可北大的点滴却依旧影响着他，他开始相信，改变中国命运之人，必是陈、李二人。

相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场震惊国内外的运动，也激励着身在长沙的毛泽东。

为了呼应北京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组织了长沙的“五四运动”，并在之后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性尝试。

当得知陈独秀因“五四运动”散发传单被捕时，他撰写《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声援自己的偶像。

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识他为思想界的明星。”

毛泽东丝毫没有避讳他对陈独秀的敬仰之情，革命者应有革命之姿态，毛泽东决心要向偶像靠近。

随后，毛泽东和伙伴发起了针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驱张运动”。

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前往北京，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反军阀运动。

次年6月，张敬尧在一片声讨中，被迫撤出湖南，驱张运动取得胜利。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没有丝毫开心，甚至陷入了迷茫。

因为他发现，张敬尧的垮台，并不是因为“驱张运动”，而是吴佩孚和冯玉祥军阀之间的派系矛盾所至。

自己所相信的“平民呼声可以唤起统治者良知”，如今看来是如此可笑。

毛泽东决定前往上海寻找陈独秀，希望他可以为自己答疑解惑。

当陈独秀听到毛泽东的疑惑后，沉思良久，随后他对毛泽东道：“你相信民众的力量，这本没有错，可问题便出现在你采取的方式，所谓向政府请愿，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已。可如今中国，已根烂叶枯，解决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连根拔除！”

“连根拔除”这四个字，从此便印刻在了毛泽东的心里，想要治好中国的病，便要自下而上，彻底革命。

那一夜，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促膝长谈至天明。

16年之后，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这样回忆：

“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经过一系列运动实践，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的教导，毛泽东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革命行动，才能保证有力改革的实现。

他开始从“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忠实拥护者。

而此时的陈独秀，经历过“五四运动”，也逐渐醒悟，中国需要一个可以重新改变百姓现状的政党，于是他和李大钊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

这时，陈独秀委托给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共产主义小组。

在之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等人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并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而后因为工作优秀，被党中央选为中央局秘书，成为了陈独秀的工作助手，从而正式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

自此，毛泽东与偶像同行，开启了新的革命旅程。

相别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启了北伐之路。

然而，这一次大革命虽然轰轰烈烈，却让中共落入了窘困险恶的境地。

而毛泽东与陈独秀，也因为党的革命方向，第一次有了分歧。

与国民党合作后的陈独秀，把工作重心全都放在了北伐之上，他希望国民党可以看到共产党的努力，可以为共产党进入国民党中央争取更多的席位。

然而，毛泽东依旧认为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农民运动”上，唯有发动群众的力量，才能改变中国的未来。

可陈独秀“大家长”的思想越来越严重，他不允许旁人质疑自己的决策，甚至还训斥过毛泽东，说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开始了对共产党的打压。

在国民党二大上，陈独秀主张对右派退让。在他看来，国共两党的蜜月期尚未结束，此时应该是相互扶持，而非对立。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陈独秀的期望进行。

1926年3月，国民党突然发动“中山舰事件”。

这一次，毛泽东和中共众多人士，提出反击国民党的主张，可依然被陈独秀否决。

随后，国民党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分裂国共合作的“整理党务案”。

这一次，面对陈独秀的退让，毛泽东据理力争，要求中共给予相应的反击。

可陈独秀觉得，此时的蒋介石不仅有武装力量，甚至还有整个资产阶级做靠山，而中共无权无势，与其对抗，不如退守。

毛泽东痛心疾首，身为中共党员，身为革命者，毛泽东不接受这份懦弱与妥协。

自古以来，“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关于争与退、得与失的抉择，从来都是一场生与死、血与火的战争。

此时的陈独秀太过于理想化，他高估了国民党的良心，低估了蒋介石的决心。

也许，陈独秀早已把“连根拔出”这四个字忘得一干二净，可毛泽东却从来对其深信不疑。

1927年7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武装上山”的思路，可依旧没有得到陈独秀的重视。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大革命宣告失败。

毛泽东回到了长沙开始了“农民运动”，而陈独秀主动辞去了党的总书记职务，离开了中国共产党。

离开中共后的陈独秀，开始信奉“托洛茨基主义”，并成立了“无产者社。”

他依旧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个国家。然而，他的这个抉择，却犯了大忌讳。

共产国际发来命令，质问陈独秀，若他想留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就必须认错，并进行深刻检讨。

可是，陈独秀的骨头非常硬，他并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什么，于是陈独秀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

而彼时的毛泽东，经过不断钻研实践，知道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革命的总方针，为中国革命再次找准了方向。

至此，毛泽东与陈独秀彻底分道扬镳，而这一别便是永不相见。

相择

陈独秀曾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

一条新路的开辟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也不只是哪一代人的功劳，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努力的结果。

陈独秀这一生从没有想过安稳度日，他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路引，告诫后人何处对，何处错。

而毛泽东与他的分别，正是明白了陈独秀的良苦用心，在实践中寻找到了最适合中国走的那条路。

这是二者对中国革命的不同选择，也是历史前行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陈独秀之前刚毅的信念，是所有革命者的灯塔，但之后，动摇的机会主义，却使得党在灾难的时刻，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和主持自己命运的机会。

而毛泽东却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将中国共产党带出黑暗，重新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而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又何尝不是历史前进的结果，何尝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历史从来都是由千千万万个为理想、为天下，努力奋斗过的人来书写的。

也许，有些人的成败是非，在死时已盖棺定论；但有的人的功过是非，却留给后人评说。

真正的丰碑绝不是在大地上矗立，而是在千秋青史中，在亿万人心头上，历经百年都不曾忘记，历经万世也遮掩不住。

本文作者：琳小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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