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刘弈翅的书法作品欣赏

2023-05-10 13:51

『艺术中国』——重点推荐书法家刘弈

刘弈

刘弈，原名夏奇、下棋，字弈，号栖雁庐主。1944年生。西安市蓝田县玉山镇人。邮政局退休干部。初中文化。自幼爱好书法与文学，终生不离不弃。以读书为乐，以笔墨养性。于书道临池不倦，兼修书论，法宗二王，追求雅逸而文质并举，故诸体皆学，遍临古今碑帖，溯源甲骨，以期造就个人面目。曾经参加省市书法活动，组织成立于右任书法学会蓝田分会、蓝田书法家协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书作曾在日本、台湾等地展出，2004年举办“刘弈书法花甲展”。平生嗜书如命，喜好吟咏，辑为《栖雁庐诗草》。蓝田是唐代“诗佛”王维与“大历十才子之冠”錢起长期生活过的地方，也是宋代“四呂”的故乡，先贤们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花甲之后，潜心文史与地方文化研究，任蓝田县王维四呂研究会副会长、《蓝田文化研究》副主编。著有《重修辋川志校注》、《錢起蓝田诗注》、《錢起研究》、《錢起诗编年校注》待付梓。

作品欣赏：

『艺术中国』——重点推荐书法家刘弈

栖雁庐记

刘弈

吾友箫石斋主同州张安民先生，欲为余治一方斋室印，惜余无斋室名号，为此构思良久矣。

余自幼喜爱文学，读初小时就想当个作家，因看小说，导致严重偏科。但很快将算术课补上了，考分可列于前茅了。又产生当数学家的梦想。初小毕业时，遂改名刘学华。意思要做个象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但高小、初中时，却又反弹回偏爱文学上来。六二年初中毕业后，不欲读高中，居家自修文科。时值教学改革，文科生只考文、史、地、政，社会青年“有同等学力者”亦可报考，並免试外语。六三年赴县报考大学三类文科，然负责报名的那位残手宋先生却云，内部有规定，初中毕业必须自修四至五年，方能准考。将余拒之场外。许庙同乡三五人，复课租房住在孝子泉，皆为余着急。商议后决定涂改毕业证，贺君悦志许君争斗，即速从县门街食堂二两粮票五分钱买回热蒸馍一个，沾却毕业证上“六二”二字，改为“五九”，丝毫不留赝痕。因初中生报考大学者甚少，而宋先生对余印象颇深，未能凑效。从此，余回到家山，秋夏耕耘田园，春冬採樵深山，荆棘刺伤身手，梢木撕破衣裤，乃非鲜事。苦则苦，苦中寓乐，余只期盼手中利斧，早日化为折桂之斧。

春天，景明气和，山色如染，百鸟啼鸣。樵子裹腿麻鞋，疾行于崎岖山路，偶而自顧水中倒影，自赞纠纠者武夫也。不禁神采飞扬，一段秦腔涌上喉眼，放开嗓门吼将起来，时而生丑，时而净旦，不求字正腔圆，但求称心惬意。听来似有粗野之嫌，此乃樵夫之抒情之也，何须笔墨侍候，安求温文尔雅。

至若盛夏，漫山碧翠，山风吹来，坡草翻浪，松涛呼啸，樵子屹立崖畔，风掣衣摆，似乎两肋生翅，若乘御风，凌空欲起。然若风止树静，百鸟若噤，众兽匿迹，空谷寂然，顿觉远离人境，甚而毛骨悚然。樵子欲破孤寂，指尖卷舌，狂吹一通唿哨，峭壁回荡，声彻群山，惹得四周莺啼鸠鸣，如同恋人对歌。

岩畔砍柴，坡下捆担，耗尽气力，汗浸衣衫，口焦舌燥，力乏身倦。跪于溪边，痛饮一气山泉。泉水清冽而甘纯，润口沁脾，通身如注琼浆玉液，顿觉汗敛乏消，神清气爽。取来黑馍，斜卧于磐石之上，边食边赏山景。间或钻进藤萝蔓架之中，寻觅野葡萄、五味子、猕猴桃、张瓜之类山果，与山雀松鼠争食，野趣横生。此刻之乐乃樵客之乐也。

有时捆扎好柴担，樵伴离去，便掏出馍袋书本，仰卧于溪边草蒿之中，潜心于诗文之中，泉水叮咚，为我伴读，余则与古人神游。此刻之乐，乃雅士之乐也。悠忽哉不觉日已西沉，匆匆挑起柴担，如大鹏展翅，如乘御风，岂顧山路崎岖，破陡沙滑；任尔蔓草纵横，石棱累累，在樵夫脚下，皆化作坦途。

按此段经历，余号称清峪樵子较为切贴，惜此种日月，仅四年而已。“文革”那年春天，余开始了浮生邮人之生涯。

入邮电局翌日，余便肩挑邮包，由县城赱向秦岭腹地葛牌镇。此条邮路四天一班，翻山越岭，涉水淌河，野旷人稀。在他人视为苦差，而余生性宽厚，且体壮如牛，能抱起碌碡、能挑二百余斤柴担的樵夫，脚手老茧厚比铜钱，肩头茧赘犹如驼峰，对此些许小事，何须挂齿。不辞苦，不挑剔，挑着个小担儿悠哉游哉，登七盘岭、跨鸡头关、经乱石岔、穿风门子。峣山南坡有山村名曰北曲，每当至此定要小憇。由此俯瞰辋川，视角最佳，辋水如轮，胜景尽收眼低。深感古人为川取名之妙。低吟摩诘诗篇，庶几与诗佛携袂诗境，感受与往昔书中所读颇异。继而，沿着十二筝坡，三盘两绕，下得桓公堆去了。蓝关遗址吊古，用手刨出古关隘石柱窝子之积土，遥想韩愈雪拥马蹄之困境。夜宿蓝桥，或在暮色中品读玉山黛影；或趁着月光寻觅古蓝桥驿踪迹，低吟白乐天“循墙绕朱觅君诗”；或结伙攀援韩湘子修道之碧天仙洞。每每沉浸于山水佳境之中，窃以墨客逸士之眼光与心态，品古评今，庶几忘我，人或嗤余，不过身着绿衣、肩负邮包之一介邮差而已。余则云，燕雀窜于草丛，觅虫孵雏，岂解鸿鹄之心；耕夫植藕，唯企藕根肥大，孰睹莲之高洁。

虽则日日奔走于深山野岭之中，但依然不忘初衷，盘算今年余已有资格高考。

绿邮兜常携课本，进山邮件沉重，回程庶几空兜，遂边行边读书。可惜在这年耍了个“文革”的花样，一耍就是十年，余之向往，亦随之化为泡影。

时逢“社教”大兵团进驻南山，邮件忒多，邮寄员标准负荷30公斤，而余仅以一次担了46公斤，大受赞扬。又因写大字报时，未打草稿，一个活报剧，一气写了27张，受到社教工作组青睐。在我看来，不过屁事两庄，却立即留局内任伙管员，我不愿任此职，工作组有位省委干部马维衡大姐十分关照，谈话时除讲服从分配套话之外，其中也有表示友好的私话，为解决我饭量大问题，由她提出。这也确是实情，因每月38斤粮票，仅半月我就吃个光浄。我勉强接受。从此结束了八月余的南山邮路生活。因余性情放浪，深感内勤不如外勤自由，不久复上邮路，数年足迹和车辙遍印蓝田山岭川原，因余受得烦累，方便用户，深受群众喜爱，欣叩千家门户，荣纳万人夸赞。年仅二十余岁，沿途人却皆呼余老刘。时光荏苒，岁月蹉跎，不知老之将至。斧未折桂已锈钝，老骥泯却驰骋心。少年绮梦，尽皆化作烟云。丁丑年，遂于蓝田城北置一宅院，园子近亩，修葺一新，举家乔迁入住。

构思至此，茅塞顿开，世称邮人为鸿雁，余之斋室取名栖雁庐，号曰栖雁庐主，岂不美哉！遂告知吾友箫石斋主。复于门首镌刻自署《栖雁庐》匾额一块。门前过客往往驻足观之，问此何意也？余答曰：卧鸿雁的茅庵庵也。余虽非社会名流，实属附庸风雅之举。在他人心目中，真有贻笑大方之嫌，一个渺小如蚁如芥的“送信邮差”，竟然也能用职业装潢门面！然余却以此为荣。吾劝尔等事业腾达者，也制块含有职业意味之匾额，悬于门楣之上，那将会更有风致。

吾在园中栽修竹，植奇树，种花草；朝吟咏，暮挥毫。其乐融融。平生虽无官场之荣耀，却少些归休之失落。也免吟“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老妻不谙园林之术，草本木本混植，花果蔬菜间种，观之虽欠雅逸，却四季有花赏，日日有菜蔬。

庐主好读书，如五柳先生不求甚解；喜吟咏，若崔颢之《黄鹤楼》知律不就；勤染翰挥毫，似赵壹《非草书》，不谙书法时代脉博，墨守陈规。因之文无华章，诗皆俚句，书如涂鸦。

庐主喜交朋结友，三教九流悉皆过从，座中常见鸿儒共白丁品茗；诗人与园丁对弈；书家同画师谈艺。庐主陪客闲聊，话题更为宽泛，遇佛道基伊信徒，即谈释老耶穆；来杏林高士，问岐黄之术；同田家农人，话年成丰歉；逢官场政客，说治世之道。朋友皆知庐主有张社会嘴，而信其非社会釉子。客乐庐主益乐，客乐与主人心心相印，话能投机；庐主乐，客不弃吾贫贱，更因秉赋好乐，不欲强遏也。

甲申年桂月栖雁庐主刘弈识

苏轼断章取义批杜甫

——读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刘弈

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轻。

杜公论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

——苏轼《论书》

苏轼的这首诗，在改革开放后，书法热弥漫中华大地的岁月，广为流传。书法爱好者与书法理论家都认为，此说有理，是非常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更符合脱胎于“中庸之道”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和之美的。在中国数千年来“中和之美”的美学命题，是居于核心地位。它是儒家的方法论，在书法创作中，处理长短、肥瘦、刚柔、方园的矛盾时，皆不可偏执。中和之美就是准則。是衡量书法美与丑的标尺，是书法实践的不二法门。而东坡先生论点明确，论据充分，一语中的，把杜甫“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偏颇之说，批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似乎杜公直面，亦难以应对。使人对这个在宋代书坛号称“苏黄米蔡”的榜首人物，愈加钦佩。也会为诗圣在书法美学上的偏颇认识感到惋惜，这个杜公向以“儒冠”自许,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诩，怎么能说出有悖于儒家学说的话来。

然而，当你找出杜甫“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出处，就会知道不是杜甫之错，而是苏轼对杜甫的原意误解了，甚至有断章取义之嫌。杜甫此语出自《李潮八分小篆歌》，为了沥青这一笔墨官司，现将杜诗赘录于次：

仓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

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绝不闻。

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力，

书贵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

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以来数八分，

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

八分一字值百金，蛟龙盘拏肉屈强。吴郡张颠誇草书，

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不流荡，丞相中郎丈人行。

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全诗共二十八句，分为三个层次，前十句是谈唐代以前的篆书史，中间的十四句，是将其外甥李潮与唐代篆书名家韩择木、蔡有邻並列，作以推介；后四句是说作此诗是受李潮之嘱。在前十句，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其中四句：“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力，书贵瘦硬方通神。”秦始皇为了颂扬他的功德，在四山刻石。峄山碑，即其中之一。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巡游齐鲁（山东），登邹县峄山时所刻。据封演《见闻记》载：“峄山始皇刻石，其文李斯小篆。后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历代摹榻，以为楷则，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烧之，由是残缺，不堪摩写，然犹求不已，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数片，置之县廨，需则榻取。今人闻有峄山碑也。今公诗曰：‘枣木传刻’，当是又翻刻者。”至于苦县句，据宋人赵明诚《金石录》记载：“苦县老子铭，旧传蔡邕文並书。”刘思敬《临池漫记》中说：“老子苦县人也，今为亳州真县，县有明道宫，宫有汉光和年间所立碑，蔡邕书，马永卿赞，字画遒劲。”苦县即今河南鹿邑县。光和（178—183）为东汉灵帝年号。仇兆鳌注、于鲁平补注《杜甫诗注》(三秦出版社出版)云：“苦县、光和谓二碑。”误矣。

由以上记载,，使我们对杜甫诗中涉及到的两个篆书碑刻有所了解，李斯所书的峄山碑，因原刻石已毁，而后世枣木传刻的拓片“肥失真”，而苦县东汉光和年间由蔡邕所书的《老子铭》崇尚骨力，杜公“书贵瘦硬方通神”，是赏析蔡邕《老子铭》碑时称赞之语，也可理解为，对小篆这一书体的书法美标准的界定，唐孙过庭《书谱》所云：“书贵宛而通”婉者，圆转也。如后世之横折笔画，在篆书中则非折而圆；通者，笔画粗细匀称也。后世书家称小篆为“铁线篆”与杜公的“书贵瘦硬”是一脉相承的。杜甫“书贵瘦硬方通神”是对李邕篆书《老子铭》的赞赏，而不是针对所有书体而言。苏轼作《论书》的目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觧。如果，苏轼想谈自己的书法美学观点，以他的博学卓识，找个话题是非常容易，却为何要拉老杜垫背呢？再则，以苏轼的才学，怎么读书时会望文生义呢？想抓老杜的话柄，却扑了个空。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来对付“诗圣”。难怪后世学人让黄庭坚、陸游在苏轼家乡成都草堂陪祀老杜，而没苏轼的份儿。大概苏轼以为老杜睡老成了，无法与他争辩了，那就错了，东坡先生，在你身后的老刘还醒着呢。

按照拙文初衷，写到这里已言尽意了。已给老杜与老苏的笔墨官司做了裁决了断。然而，面对杜公《李潮八分小篆歌》诗感慨难已。此诗本是一首应酬之作，而在杜甫笔下却写得如此深沉厚重，使人体味到杜公的博学卓识。从诗中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书法的传承关系，他的书学思想与诗学思想，在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上是一致的。此诗是应囑为李潮所作的推介诗，下笔先用大量篇幅去谈篆书书史。首先，摆正了源与流的关系。接着才介绍李潮的小篆，仍以传统为主要脉络。“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笔下亲。”“笔下亲”的“亲”字用得妙极了！在人类社会关系中，有血缘关系就称为“亲”，这是中国古代表述“遗传基因”的专用名词。如：“父亲”、“母亲”、“亲戚”，至于“亲爱”、“亲近”、“亲切”皆是比喻，或引申义。这里说“李潮下笔亲”，就是肯定李潮篆书有根基，有传承。后面“况潮小篆逼秦相”、“丞相中郎丈人行”，仍然强调李潮小篆是继承李斯与蔡邕而来。传承是为了创新，“快剑长戟森相向”、“蛟龙盘拏肉屈强”就是李潮小篆的特点，是由传统中蛻变而来的。

杜甫的创新基于传承的理念，不仅在书学中，而且在诗学中亦得到充分体现，他在成都草堂所作的《戏为六绝句》论诗组诗，更能说明他的这一观点。其中也谈到诗歌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首诗不仅提出继承问题，而且提出要择师而从，更强调择师不能墨守一家，要“转益多师”，从诸家的优点吸取营养，打造出自己的面目来。书法与诗歌之创新，也要像今人为农作物制种那样，选择基因优良的品种，反复杂交，方能得到更佳效果。在文化领域，“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经验和精神是应该借鉴和学习的。

唐代，是一个书画名家辈出的时代。杜甫为许多书画家赠过诗，题过画，如：《奉先刘少府山水樟歌》、《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戏韦偃为双松图歌》、《观薛少保书画壁》、《通泉县署薛少保画鹤》等诗。这些作品都是有感而发，情不止禁，欣然命笔，或赞赏推崇有加、或哀怜惋惜、或激愤不平，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老杜是否作画，史无记载，然其书画理论水平很高，是毋庸置疑的。在《李潮八分小篆歌》里也可看出他的书法理论水平同样很高。但结尾时却云：“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表现出无可奈何与无法推脱的意思。这在杜甫此类诗中是很少见。可能因李潮篆书欠佳，杜甫恐败坏自己名声，不愿推介。李潮其人不详。在唐代篆书大家中李白的叔父李阳冰与韩择木、蔡有邻都是名重当时。杜甫虽将李潮与韩、蔡並列，却云“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奄，作包括解。似有勉强之意。宋赵明诚《金石录》云：“唐《慧义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书也。潮书初不见重当时，独杜诗盛赞之。今石刻在者，惟此碑与《彭元曜墓志》，其笔法亦不绝工。”此说接近事实。而周越《书苑》云：“李潮善小篆，师李斯《峄山碑》，见称于时。”此说是从杜诗中来，缺乏见地。杜甫是个广见卓识，性情直率之人，看待人和事物总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在诗中作以真实的记述。杜甫生平朋友很多，最好的令他最佩服的当为李白，但是他却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为后人吐露了李白在当时人缘很差，是遭人痛狠的。由此可见我所推测杜甫在推介李潮所作《李潮八分小篆歌》时的心境是比较靠谱的。

裴迪任补阙考

刘弈

裴迪上元元年（760）以侍御史赴王缙蜀州幕府，上元二年（761）王维向肃宗呈《责躬荐弟表》，要求将弟王缙调回京城，皇帝授王缙散骑常侍后回朝，裴迪亦回长安。王维去世后，悠游辋川的朋友圈，似乎树倒人散。其后，我们在诗文中，见不到裴迪与崔兴中的踪迹，只有王缙仍活跃于政坛。近日，翻阅《全唐诗》，又搜寻出裴迪的行踪。在四函七册皇甫冉诗集有《台头寺愿上人院古松下，有小松栽，毫末新生，与纤草不辩。重其有凌云干霄之志，与赵八员外、裴十补阙同赋之》诗云：

细草亦全高，秋毫乍堪比。及至干霄日，何人复居此。

诗题的“裴十补阙”，未具名，王维诗有《赠裴十迪》，又有《酌酒与裴迪》等多首写给裴迪的诗；杜甫有《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又有《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皇甫冉诗中的“裴十补阙”与王维和杜甫诗中的“裴十迪”应为同一人。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对皇甫冉诗《台头寺》之裴十仅罗录，而未作考证。我以为皇甫冉虽入仕时间较晚（天宝十五载），但同在肃、代两朝中做官。此裴十补阙为裴迪无疑。裴迪何时任补阙，如果能考出皇甫冉何时写《台头寺》这首诗，及赵八是何人、何时任员外郎、他与皇甫冉、裴迪何时有交集，裴迪任补阙时间就自然揭晓，

诗题中的“赵八员外”，亦未具名。全诗三函九册李嘉祐有《游徐城河忽见清淮因寄赵八》；錢起诗集有《蓝溪休沐寄赵八给事》，又有《酬赵给事相寻不遇》《重寄赵给事》，王定璋先生认为赵八即赵涓，很确（见《錢起诗校注》卷一）。卢纶有《郊居对雨寄赵涓给事包佶郎中》。大历八年（773），赵涓、錢起、戴叔伦、卢纶在长安有同咏《送少微上人入蜀》诗。少微上人入蜀后，沿江而下，次年到达晋陵。大历九年（774），独孤及在晋陵有《送少微上人之天台国清寺序》云：“时人谓上人为‘知言知道’。岁次乙卯，自京师持钵而来，给事中天水（按：本传谓冀州）赵涓赋诗抒别，卿大夫属而和者二十七章，既而飞锡济江，休于晋陵……”（《全唐文》卷三八八）。乙卯，即大历九年（774）年。此时，刘长卿亦在晋陵，有《送少微上人游天台》诗。由此可证，赵涓任给事中应是大历八九年的事。刘长卿有《奉和赵给事使君留赠李婺州舍人兼寄谢舍人别驾》诗，为赵涓出为衢州刺史时之唱和了。“赵八员外”与“赵八给事”应为同一人，是赵涓不同时期的所历官职不同而已。至于元稹诗《春晚寄杨十二兼呈赵八》中的“赵八”，就时间隔代，晚得多了。

赵涓与皇甫冉均有传，我们分别赘录于次，即会发现赵涓与皇甫冉交集时间与地点。《旧唐书•赵涓传》：“赵涓，冀州人也。幼有文学。天宝初，举进士，补郾城尉，累授监察御史、右司员外郎。河南副元帅王缙奏充判官，授检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迁给事中、太常少卿，出为衢州刺史。永泰初，涓为监察御史。……”《新唐书•文艺中•皇甫冉传》：：“皇甫冉字政茂，十岁便能属文，张九龄叹异之。与弟皆善诗。天宝中，踵登进士，授无锡尉。王缙为河南（副）元帅，表掌书记。迁累右补阙，卒。曾字孝常，历监察御史。其名与冉相上下，当时比张氏景阳、孟阳云。”从二人传记明显可知王缙为河南副元帅时，赵涓为其判官，皇甫冉为其掌书记,二人同在王缙麾下。从赵涓本传，亦知赵涓在永泰初任监察御史之后、充王缙判官之前为右司员外郎。《旧唐书•王缙传》：“广德二年，拜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贤馆大学士。其年，河南副元帅李光弼薨于徐州，以缙为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节度行营事。……岁馀，迁河南副元帅，……大历三年，幽州节度使李怀仙死，以缙领幽州、卢龙节度。”可知王缙任河南副元帅是在永泰元年（765）至大历三年（768）。那么，这三年余，赵涓与皇甫冉同在王缙河南副元帅幕府了。

《全唐诗》第四函第七册郎士元诗有《送裴补阙入河南幕》，诗云：

皎然青琐客，何事动行轩。苦节酬知己，清吟去掖垣。

秋城临海树，寒月上营门。鄒鲁诗书国，应无鼙鼓喧。

此诗“裴补阙”虽亦未具名，将其与以上资料联系，便昭然若揭。《全唐诗》诗题下所注“河南一作河东”之误亦纠正。由此可见，裴迪应是随王缙从蜀州还京后，永泰元年（765）入王缙河南幕府前已授补阙。皇甫冉《台头寺》诗也当作于此时。

皇甫冉还有《与张补阙、王炼师自徐方清路同舟南下，于台头寺留别赵员外、裴补阙同赋杂题一首》诗云：

朝朝春事晚，泛泛行舟远。淮海思无穷，悠扬烟景中。

幸将仙子去，复与故人同。高枕随流水，轻帆任远风。

钟声野寺逈，草色故城空，送别高台上，徘徊共惆怅。

悬知白日斜，定是犹相望。

此诗与上诗应同作于河南幕府。皇甫冉与张补阙、王炼师要同去徐方（淮西、山东一带古称徐，唐属山南东道）清路，在台头寺与赵涓、裴迪道别。台头寺，应是指河南颍州的著名佛寺。此寺至宋代尚完好。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任颍州太守，离任时眷恋颍州，在给朋友张职方信中曾提及该寺，云“自过界沟，土地卑薄，桑柘萧条，始知颍真乐土，亦令人眷眷尔。小儿辈望见万寿塔，尚指以为抬头，闻其语，不觉怆然耳。”（《唐宋十大家书信全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台头”即“台头寺”，寺内有“万寿塔”。南宋杨汝翼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记录抗金名将刘錡军队驻扎在顺昌（即今阜阳）地点，也有“中军驻台头寺。”

皇甫冉诗未称赵涓当时在幕府的官衔“判官”，而称“员外”，因古人往往好用旧时的官名称呼友人，不管其现任官职，此种例子屡见不鲜。如前文刘长卿《奉和赵给事使君留赠李婺州舍人兼寄谢舍人别驾》诗，赵涓时已为衢州刺史，而却称“赵给事使君”，是因朝官显耀。唐人对郎官一职非常崇尚和敬慕，赞羡郎官“上应列宿”（是天上的星宿），有“台郎望美，词苑地高”之称，把郎官与翰林学士相齐并论。白居易云：“今之正郎，班望颇重，中外要职，多为是迁；故其所选，不得不慎，必循名实，而后命之。”（白居易《衢州刺史郑群可库部郎中、齐州刺史可祠部郎中同制》）唐代诗人们亦对郎官多有赞美：卢照邻诗云：“文学秋天远，郎官星位尊。”杜甫诗云：“刺史诸侯贵，郎官列宿应。”项斯云：“为郎名更重”……故皇甫冉诗称赵涓为“赵八员外”。皇甫冉称其“补阙”，也为旧时官名，但不知在幕府任何官职。

皇甫冉与赵涓、裴迪分别后，在淮河停泊时，还有《渔子沟寄赵员外裴补阙》诗云：

欲逐淮潮上，暂停渔子沟。相望知不见，终是屡回头。

可见三人在河南幕府相处得宜，后皇甫冉还有《酬裴补阙吴寺见寻》诗。皇甫冉云三人同赋，惜赵涓、裴迪诗不存。此时，裴迪大约五十岁左右了，做补阙后又任何职，还看能否碰在手头。

2022年11月22日于栖雁庐

储光羲蓝田别业考

刘弈

此文欲考储光羲是否在蓝田有别业，话题是由我与陈铁民教授讨论储光羲《蓝上茅茨期王维补阙》诗中的“蓝上茅茨”是储光羲的居所还是王维居所引起。储光羲诗云：“山中人不见，云去夕阳过。浅濑寒鱼少，丛兰秋蝶多。老年疏世事，幽性乐天和。酒熟思才子，溪头望玉珂。”陈铁民先生在考订王维置辋川别业时间时，引用了此诗。陈铁民《王维年谱》云：“天宝三载（七四四），四十四岁……始营蓝田辋川别业最晚当在本年。”又云：“‘蓝上茅茨’即谓蓝田山居，时维隐于此，‘山中人’、‘才子’皆指维而言。盖储至蓝田山居寻维，维适不在，储留候之，遂作是诗。诗中称维之官衔为‘补阙’，可见维任左补阙时，已得蓝田别墅。考维下年迁侍御史，本年应仍居补阙之职，所以其得蓝田别墅，最晚当在本年。”陈先生以此诗考订王维置蓝田辋川别业时间的下限，当在王维官补阙之时，很确。然其所云：“‘蓝上茅茨’即谓蓝田山居，时维隐于此”是有问题的。蓝上茅茨应是储光羲在蓝田的别业，而非王维的“山居”。蓝谷是辋谷东边的一条山谷，两个谷口相距约十余里。所谓“蓝上”，即蓝水之畔，蓝水出蓝谷后，西流六七里许入灞水，储光羲别业就在此岸边。这里南靠峣山，北临灞川，和辋川相比较，此地是一马平川的山外风光，而辋川则地处山中。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在落款自称：“山中人王维”，可能王维与储光羲相处之际也自称“山中人”，故储诗开首即云：“山中人不见”。诗中“酒熟思才子，溪头望玉珂”，是储光羲说他家的酒熟了，盼望王维到来同饮，于是就在蓝溪旁等候着王维。如果是在王维辋川家中，说‘酒熟思才子’，就有点于理不通了。由此可见“蓝上茅茨”非王维辋川山居。我读《王维集校注》后，将其中几处与陈先生有不同看法的问题，草拟为《就〈王维集校注〉几个问题与陈铁民先生沟通》一文。2018年，蓝田县王维研究会成立之时，陈先生受邀参加了会议，我和陈先生面谈后并把稿子交给了他。

会上我全程陪同陈先生，先生早到一天，次日，我陪同陈先生游了蓝关古道和古蓝关遗址与蓝桥驿遗址。在登上峣山，我们俯瞰了辋川口，在北曲俯瞰了辋川；返回县城时，沿蓝水顺流而下，行至水陆庵西侧，我向陈先生介绍了所谓“蓝上”，并谈了我对“蓝上茅茨”的理解。陈先生回京后，第三天就发来电子邮件：“关于‘蓝上茅茨’，您的说法有道理，因未找到储曾隐居蓝田的证据，所以认定‘蓝上茅茨’即王维的蓝田山居，《校注》修订本看毕校样已有半年，估计校样已送到印刷厂，想改也来不及了，等修订本重印时再说吧。”陈先生这种求真求实的学者风范，非常令人敬佩。

陈先生信中云：“因未找到储曾隐居蓝田的证据”，于是，我又就储光羲在蓝田是否有别业，作进一步查证。未查找出直接记述资料。但除《蓝上茅茨待王维补阙》一诗外，储光羲诗集有二首诗可证他在蓝田有别业。

其一，《终南幽居献苏侍郎三首时拜太祝未上》，诗题应为《终南幽居献苏侍郎三首》，“时拜太祝未上”应为自注。终南山即秦岭。蓝田境内的所有山脉均属秦岭山脉。多年来，在王维研究中，对王维隐居“蓝田辋川”与隐居“终南山别业”意见多有分歧，其实二者应为一处。《史记》云：“李广屏居蓝田南山中。”《汉书•班固传》：“秦岭。注：秦岭在今蓝田县东南。”《三秦纪》：“秦岭东起商洛，西尽汧陇，东西八百里。”《玉海》：“秦岭，北为秦山，南为汉水，周六百二十里，盖通指终南为秦岭也。今就属县界者言之，东西凡一百七十余里”（见《通典》）。程大昌《雍录》云：“终南西起秦陇，东彻蓝田。”《西安府志》：“（终南山）即南山，别出之岭凡入商洛、汉中者，必越岭而后达。东出即蓝关矣。”从以上古籍对终南山界定看，秦岭与终南山同地异名而已。所以，我以为储光羲之“终南幽居”即是“蓝上茅茨”。錢起别业在蓝田蓝溪，据我考证应在今普化镇陈家滩附近，距储光羲的别业应不远。錢起有《晚出青门望终南别业》《和人秋归终南山别业》诗，亦可作为间接的类比。苏侍郎，即苏晋（见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蓝田人，先天中累迁中书舍人，兼崇文馆学士、吏部侍郎。“《唐仆尚丞郎表》，苏晋开元十四年至十九年春夏间在吏部侍郎任。”（见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开元十九年条。）储光羲为开元十四年(726),与崔国辅、綦毋潜同榜登进士第。诗题自注：“时拜太祝未上”，太祝，为太常寺属官，正九品上，可见诗为储光羲初入仕之际，苏晋官吏部侍郎期间所作。同时，也说明储光羲此时已在蓝田置有别业了。

其二，储光羲又有《苏十三瞻登玉泉寺峰入寺中见赠作》诗云：

庆门叠华组，盛列钟英彦。贞信发天姿，文明叶邦选。

为情贵深远，作德齐隐见。别业在春山，怀归出芳甸。

逖听多时友，招邀及浮贱。朝沿霸水穷，暮瞩蓝田遍。

百花照阡陌，万木森乡县（底本下注：苏居世业蓝田）。

《元和姓纂》卷三《蓝田》：“刑部尚书苏珣（珦）生晋、瞻。瞻驾部郎中，生端、平、宁、昶。端比部郎中，四代入省，生弘。”据郁贤皓、陶敏《元和姓篡四校记斠正》云：文中“珣（珦）生晋、瞻”应为应为“珣（珦）生晋，晋生瞻”之误，如此方能“四代入省”。从之。由这二首诗可见储光羲隐居蓝田之际，与苏氏父子多有过从。此诗中所谓“别业在春山”，即指储光羲自己的别业，所谓“底本下注：苏居世业蓝田”是指苏瞻世代居住蓝田而言。可证储光羲在蓝田有别业，即蓝上茅茨。

从以上二首诗，知储光羲约于开元十四年（726）已置蓝田别业。至作《蓝上茅茨期王维补阙》的天宝三载（744）前后，已经是置蓝田别业十余年之后的事了。储光羲居蓝田期间与王维多有来往。其诗作《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答王十三维》，即作于此前后。王维有《待储光羲不至》。储光羲有《同王十三维哭殷遥》，王维也有《哭殷遥》；又有《送殷四葬》七绝一首，收入《国秀集》，《国秀集》所收诗下迄天宝三载（715），殷遥当卒于此期间，王、储诗应作于这一时期。

2023年1月23日（正月初二）

《辞源》中几个词条的错误

刘弈

《辞源》是一部大型汉语词书，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结合书证，重在溯源，是学习古代汉语，研究古籍的大型工具书。堪称读书者的良师益友。然而，笔者在查阅使用中，发现《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中竟发现了多处错误和缺陷。兹录于后：

一、《辞源》（合订本）1827页“青”字下，词条：“【青琐闱】宫门刻为连琐文而以青色饰之，故称宫门为青琐闱。琐亦作‘琐’。唐王维《王右丞集》五《留别钱起》诗：‘霄汉时回首，知音青琐围’。”这里所举的例句，是《全唐诗》钱起诗集作《晚归蓝田酬王维给事赠别》之末联。此诗亦误收入王维诗集，诗题作《留别钱起》。乾元元年（758）春钱起始任蓝田尉。乾元二年（759）春去长安拜访王维，将归蓝田时，王维为之送行，作《送钱少府还蓝田》诗云：“草色日向好，桃源人去稀，手持平子賦，目送老莱衣。每候山樱发，时同海燕归。今年寒食酒，应是返柴扉。”钱起作《晚归蓝田酬王维给事赠别》诗云：“卑栖却得性，每与白云归。徇禄仍怀桔，看山免采薇。暮禽先去马，新月待开扉。霄汉时回首，知音青琐闱。”这里的“霄汉”、“青琐闱”均代指皇宫，王维时在朝任给事中。而钱起时任蓝田尉，何来“青琐闱”？《辞源》的编审们不知採用的何种版本。宋人计有功在《唐诗记事》中早已考出此诗为钱起诗，清赵殿成《王右丞集》亦从之。陈铁民先生《王维集校注》亦将《留别钱起》列入《传本误收诗文》中。陈先生並对误收原因作了分析；“又宋蜀本，述古堂本、元本、吕本、明十卷本、顧本等，俱次此诗于《送钱少府还蓝田》后，可见这是本人集中附载他人的同詠之作因而致误的一个例子。”

二、《辞源》（合订本）1823页青字下词条【青衫】亦属误举书证。“【青衫】唐制，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唐白居易《长庆集》十二《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亦指官卑微。”《旧唐书》卷四十四《官职》三下云：“......魏晋已下，州府有治中。隋文改为司马，煬帝改为赞理，又为丞。武德改为治中，永徽年间，避高宗名，改为司马，开元初改为少尹。”唐之上、中、下州司马品级有别，上州司马为从五品下、中州司马为从六品上、下州司马为从六品下，京兆、河南、太原为畿，司马皆为从四品下。又据《旧唐书•地理志》：江州为中州。那么白居易这个江州司马应是从六品上了。以这个例句是让读者加深对“八品九品服青衫”的理解，就不符合逻辑。编者虽然在后边强调说“亦指官卑微”，但也改变不了注解语意与例句语意的抵牾。因为《辞源》编者所注解“青衫”是指官服，所举书证“江州司马青衫湿”系指便服。因此可说举例有误或不妥。

三、《辞源》谷字有三种读音，第三种读音(yu)“余蜀切”，只解作“㈦见‘谷浑’、‘吐谷浑’。”按：愚意应在这个读音举例加上“同‘峪’字”，使读者在查阅后对谷字的正确读解。在古代诗文中，似乎“谷”、“峪”难以区分。如郦道元《水经注》中蓝田县的“轻谷”、“铜谷”今皆作“清峪”、“铜峪”，王维别业之“辋谷”今作“辋峪”，钱起别业之“蓝谷”、今作“蓝峪”，陕西有七十二峪，古诗文皆作“谷”。其读音未变，“峪”字应是个后起字，是由“谷”字孳乳出来的，唐代诗文尚少见，宋代徐铉兄弟整理的《说文》，将汉代至唐代新增字变作篆形，补入四百余字，其中亦无“峪”字；清代嘉庆年间沙青言所辑《说文大字典》亦无“峪”字。清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十二《直北》十一《碣石丛谈》:“边方营砦，称谷称庄。……然谷有两音：南人呼榖，切以古禄；北人呼育，切以余六。”如果在清初已流行峪字，顾氏会在“育’字后加注“俗作峪”。但见于元人王恽诗《沁水道中》：“苍巅互出缩，峪势曲赱蛇。”此或为现代人在编辑中按照规范化所改。否则，就说明在元代时已有“峪“字，但未广泛流行。

四、《辞源》韩字下辞条【韩滉】亦有严重的错误，可谓混淆不清。其云：“【韩滉】公元723—787。德宗至德中，任吏部员外郎。官至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江淮转运使。封郑国公。”按：“德宗至德中，任吏部员外郎”皇帝与年号均不符。把“肃宗”误作“德宗”。其二，韩滉任吏部员外郎也非肃宗至德年间，而应在乾元二年三月之后，《旧唐书•韩滉传》：“韩滉字太冲，太师少师休之子也。少贞介好学，以荫解褐左威卫骑曹参军，出为同官主簿。至德初，青齐节度使郑景山辟为判官，授监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马。以道路阻绝，因避地山南。采访使李承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长史，彭王府谘议参军。郑景山移镇淮南，又表为宾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师。先是，滉兄法知制诰，草王璵拜官之词，不加虚美，璵颇衔之。及其秉政，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璵免相，群议称其屈，累迁祠部、考功、吏部三员外郎。”王璵任宰相是乾元元年（758）年五月至乾元二年三月的事。《旧唐书•肃宗纪》：“（乾元元年五月）己未，以太常少卿、知礼仪事王璵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乾元二年三月）乙未……平章事王璵为刑部尚书，並罢知政事。”由此可知韩滉任柌部员外郎已是乾元二年三月以后事，之后又任考功员外郎，任吏部员外郎更晚，应在宝应、广德年间。“德宗至德”应是“代宗广德”之误。

（五）、吕大防登第时间有误。《辞源》267页词条“【吕大防】公元1027—1097年。宋蓝田人。字微仲。仁宗宝元元年进士。元祐初官至尚书左仆射。”仁宗宝元元年为公元1038年，这年吕大防年仅11岁。吕大防《宋史》有传，未载他为童子科，况其即使为童子举，亦不能直接登进士第。李如冰教授《宋代蓝田四吕及其著述研究》第二节“吕大防生平事迹考述”云：“宋仁宗黄佑元年（1049），吕大防即以甲科进士及第。”按此说应为22岁登进士第，亦与其他学者说法相同。《辞源》“仁宗宝元元年进士”误矣。

（六）元结年龄有误。《辞源》合订本页“元”字下词条“【元结】(719—772)”以此，元结享年五十三。《新唐书》本传云“卒年五十”。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大历四年四月拜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中丞本管使如故，君矢死陈乞者再三，优诏哀许，年春正月朝京师，上深礼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临问相望，夏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馆，春秋五十，朝野震悼焉。”知元结卒于大历四年（769）四月。可推知元结当生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辞源》所载生年正确，卒年有误。导致将“享年五十”误为“五十三”，颜真卿与元结是同时代人，长元结十岁。碑刻所系官衔为湖州刺史。他撰文并书丹元结墓表应为凿证。武汉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原碑拓片，完整无损，可供参阅。

（七）《辞源》合订本四角号码检字索引：2124•7（57页）“彳卓”误为“倬”与583页正文不符。

（八）裴迪诗误为王维诗。《辞源》合订本1007页“滉”字下词条“【滉漾】“……唐王维《王右丞集》四《临湖亭》诗‘当轩弥滉漾，孤月正徘徊。’”此处所举例句为裴迪《辋川集•临湖亭》诗句，非王维诗也。《辞源》此词条编者未注明居何本。（见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版）

（九）白字下【白鹿原】词条记述有误。《辞源》合订本1173页词条“【白鹿原】地名。即霸上，在陕西省蓝田县西，灞水行经原上。”应为“灞水行经原下。”

（十）建议：中医的发展，有二个里程碑，第一个为汉代张仲景在《内经》基础上著《伤寒论》，创立了“六经辨证”，延续应用了近两千年。第二个里程碑为清代叶天士著《温病论》，创立了“营卫气血”学说；与吴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辩证”学说，被后人融为一起，通称“温病学说”。《辞源》中有词条【叶天士】，而无吴鞠通之名。他是清末温病四大家之一，他的《温病条辨》收集整理了150多个治疗温病方剂，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辞源》词条虽有【三焦】，而未言及创立此学说者。对吴鞠通这样的中国古代医学家姓名、著作均无记载。令人遗憾。建议在修订时能予增入。

以上有错误的词条，再版时依然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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