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生活着一群人，自称成吉思汗后裔，开辟有点将台和跑马场

成吉思汗是闻名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

七八百年来，中外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人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和探讨成吉思汗，对于其最后的评价，争议极多。

但不管褒与贬，都不能否认其曾经是震烁古今的存在。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铁木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组织家暨军事家之一，他在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光辉成就，在二十世纪之前，很少人可跟他媲美。铁木真胸襟开阔，气度恢宏，他用深得人心的公正态度统御他那每天都在膨胀的帝国，高度智慧使他发挥出高度的才能。”

著名学者尼古拉•列里赫赞颂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民族，说：“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一个民族如此强大。”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语及成吉思汗，崇敬无限，说：“游牧民族的文化是全人类伟大的文化。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建立了世界上举世无双的庞大的蒙古帝国。他所建立的政权和法律，至今对世界各国和地区仍然有积极意义。我早就有个愿望，很想到具有悠久历史的成吉思汗家乡去看看。”

看看，成吉思汗的魄力是如此之雄大盖世，魅力是如此之延泽千秋。

原本，蒙古人应该是喝马奶、吃羊肉，策马驰骋在万里无垠的草原上的，你也许不会想到，会有这样一群蒙古人，生活在大山深处，绝少与外界接触，在山间开辟出数千平方米的平地，打造成由点将台、马槽、跑马场、箭池等组成的骑射场，延续着蒙古族人练习骑射习惯。

这个地方，就是重庆彭水县高谷区鹿鸣乡的向家坝村。

村子冠以“向家坝”之名，但村民主要是张、谭二姓。

这张、谭二姓村民加起来共有1500多人，来自同一个祖宗，现在身份证上全部认定为蒙古族。

76岁的张友安原先曾担任过彭水县原高谷区武装部部长，算得上比较有威望的人，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按辈分算，我是成吉思汗第28代子孙。”

对于自己这个特殊身份，张友安说，族间有本世代遗传的家谱，前面一部分是蒙文，后面一部分是汉文，由每代传人保管。幼时，自己与伙伴在张攀桂家玩耍，从灵牌里翻出该书，被族间长辈狠狠训斥了一顿。家谱除保管的传人，其他人不能随意翻看。可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焚毁，留下永远的遗憾。

不过，张友安非常有自信地指着村口是块长约700米，宽约80—100米不等的平地，振振有辞地说，我祖父张敦三讲过，这是蒙古族人当年练习骑射的场地。骑射场由点将台、马槽、跑马场、箭池、跑马拐弯的窝子等组成，农闲时，同族人聚集在此，训练骑射。

该村村支部书记张远权点头作证说，听祖辈们口口相传，事实就是这样。

张远权还说，村里有一座八角庙遗址，这庙原来规模很大，供有一匹泥塑白马，村里同族人每年都要到庙里祭祀。要知道，蒙古族中供奉白马的才是真正的皇族，这也是我们认为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人的有力证据之一。

67岁的张友亮有一个从祖上那儿口口相传的故事，即“八世祖张汝器在高坎子招生练武”的故事。

张友亮兴味盎然地说：“汝祖（指张汝器）每批招四五十人不等，一人一骑，专门训练骑马射箭。人在马上背三支箭，马在道子里长驱直入，到尽头急转弯时，骑士连发三箭，箭箭命中靶心，才算毕业。”

对本宗族迁徙历史研究最深的张宏说：“我们全村都是蒙古族，追根溯源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人。”

说起了村子的发展史，张宏如数家珍：公元1368年前后，朱元璋的军队攻入大都推翻了元朝统治，元朝末任皇帝元顺帝的八位兄弟被大军驱散，分头逃难，其中五人逃到了四川。1374年，朱元璋派兵入川征剿，五兄弟被追到凤柳江边桥头（今嘉陵江畔合川一带），再一次解散以自求生路，他们盟誓吟诗：“本是元朝帝王家，洪军追散入川涯。绿杨岸上各分手，凤柳桥头插柳桠，各奔前程去安家。咬破指头书血字，挥开眼泪滴痕沙，后人记得诗八句，五百年前是一家。”数百年后，其中一支后裔居住在现重庆奉节附近，传人谭启鸾还成为明朝川湖总督属下武官。1648年明朝覆灭，谭启鸾不愿降清，逃至彭水下塘口，被当地一张姓人家收留在此隐居，并攀亲成为张家姑爷，改姓张，改名攀贵。张攀贵后来育有3子，长子姓张，其余两子姓谭，并搬迁到鹿鸣向家坝定居。从此，他的后人便姓张、谭二姓，共用同一宗祠与家谱。而当年元朝皇室8兄弟临别时的诗句，也作为祖训代代相传。

叙述完这段历史，张宏挠了挠头皮，说，当然，也有专家对这个传说的细节有所质疑，理由是据《元史》记载，元顺帝为元明宗长子，而明宗只有二子，所以帝王八兄弟之说无依据。但专家普遍认为，蒙语汉译多以“八”字开头，所以八很可能不是实指，而是蒙古子孙流入四川后，为纪念祖先按汉语具化而来。

村支部书记张远权补充说：“因是同宗，祖宗要求张、谭两姓不通婚。这是村里保留得最好的习俗，数百年来无人打破禁忌，无论娶的媳妇或找的女婿，都来自外姓。”

的确，村子里曾有张、谭两家共用的祠堂，祠堂内的石凳、水缸、灶头等用具均做成八面、八方或八角形状，房屋结构也保留了“沙帽顶”，大致和蒙古包的样式相仿。

村里81岁的张远杨称，自他记事起，每年农历2月17日，全村蒙古族人都要聚集在一起，共同祭祀他们的先祖。祭祀仪式上，由族里传人讲述蒙古族逃难迁徙的历史，然后一起吃顿饭，当地人称苏鲁定节。

73岁的张友明还极其神秘地说：“现在，同族人中有老者去世，写包封时，有人还会把成吉思汗叫汗，当作祖先写上。”

“不管怎么样，”村史研究大师张宏说，“我们就是希望把传统的文化习俗重新发扬光大。”

对于文化习俗发展的成效与前景，张宏信心很足，他说，这几年来，多位专家及内蒙古相关机构都曾来这里进行考察和研究。其中，内蒙古电视台“草原之声”栏目还来拍摄了专题节目。最最重要的是，村里1500人的身份证上，都注明了蒙古族的身份。这让大家更加坚定了恢复传统习俗的决心。

彭水县民宗委民族研究所所长安仕均却说，尽管向家坝人的推算和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因历史久远，需要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有待进一步挖掘，他本人不敢妄下结论。

倒是长江师范学院王希辉申报了一个名为《散杂居民族的文化变迁与文化固守——重庆蒙古族的个案研究》课题，已成功立项。国家民委、财政部等在全国开展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项目中，向家坝蒙古族聚居点已被列入中长期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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