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茶叶也离不开法律，聊聊大奸臣蔡京的“茶引”制度

导语:

宋徽宗时期，蔡京任宰相，主持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他的经济思想强调国家专利，主张以消费劳动生产，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一、蔡京的经济思想

1、义利观

在传统的伦理哲学中，义与利属于两个范畴，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追求。

“义”属于道德范畴，关注人的道德需求，具体而言就是指人们的行为是否遵循了扬善弃恶的道德标准。“利”属于物质范畴，关注人的物质需求，具体而言就是指人们的行为多大程度上带有趋利的色彩。

这两种价值追求，虽然含义不同，但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联系密切，人们通常都是义利并提。对于“义”与“利”的关系问题，蔡京并没有做过直接的论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言谈行为来了解他的义利观。

2、奢俭观

在礼仪方面，他的理念是：“与其奢侈，不如节俭”。这意味着与其奢侈，不如简单和节俭。与孔子一样，孟子和墨子也提倡节俭。孟子提出了“君子必恭俭”的观点，墨子则指出“提倡节俭，丢掉淫秽”。

相反，也有一些崇尚奢侈的思想家。例如管子认为：“积食者为奢，美车者懈，酒多醋为奢；千年不食，谓之功。”同时，他还认为：“富人做，穷人做”。虽然有不同的观点，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正统的思想是奢侈和节俭。

蔡京的经济思想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和国家垄断的特点。为了解决封建国家的财政问题，他采用商业运作的手段，使国家可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从而代替商人获取利益。此外，他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措施让货币升值，造成市场通胀，掠夺中间差价。

他的这些思想只注重如何满足封建国家的金融消费，而忽略了社会再生产的实际需要。

二、奏议到茶法制定的程序

1、茶法立法的程序

虽然有不经协商就成功改革的现象，比如徽宗蔡靖的茶法提案，未经讨论和考察就被皇帝采纳，反对的声音也被否决了。有关的。也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茶法请愿书跳过了“支付协商”环节。

例如，淳化三年薛英、刘氏的请愿，似乎得到了宋太宗皇帝的直接答复。小请愿书是否得到回应，没有记载。定义为“付议”之后的“上奏”很容易被归为“付议”本身，然后在某种特别的“付议”程序之后，确实是存在具有决定作用的上奏，这种特别的“付议”，不仅仅是纸面上的议论，也包括派遣官员进行实地的考察，令其将考察结果再做奏议上表，再以哲宗蜀茶之议为例。

刘挚、苏辙和吕陶皆上奏疏言反对蜀茶禁榷并陆师阂等态意违法的行为，哲宗因刘挚奏议诏付黄廉按察川路茶法，具付利害，又诏以苏辙所论割子付于黄廉，也有迹象显示还征询过富商大贾的意见，然而黄廉之行却受到强烈反对变更茶法的章，加上考察时长，直至近五年之后，才见黄廉的蜀茶法之奏，认为榷茶确实有害于民，并提出了一些改良措施，此时的奏议得到了“所奏皆可”的答复。

2、茶法制定程序的特征

两宋三百年，政府只要采取榷茶制度，就一直靠收买和出卖之间的差价大牟其利的，于是围绕茶利就展开了国家、商人和园户之间的矛盾斗争，在不同形势下对三者关系的调整就显得至关重要，而这种调整的必要性就在于朝廷的利求与民生平衡的需求。

因奏议而变的茶法基于民生、茶利与茶业经济的冲突带有临时性的色彩，只是这里的利可能不仅仅是朝廷经济利益那么简单，茶法变更的奏议或因为对茶利的实际考察需要而耽搁，或因为边防形势变化而变化，或因为新旧法派系斗争而兴废。

如刘挚于元枯元年二月奏议之后，皇帝诏户部郎中黄廉按察川路茶法，具利害以闻，并将苏辙的奏议一同付于黄廉。直至元酷五年二月可见黄廉的奏议，还只是采取了暂时性的措施。宋太宗端公二年奏张伯奏奏。

然而，真正促使茶法改革的，是永熙以来西北地区的用兵。三年前开始改变茶法。提出具体方法，即棍射法的，是当时的监察御史薛莹和书记刘石。但因西北边陲急需粮食补给，立即恢复废弃货物，并在春化实行了四年的交叉引证法。

三、对蔡京经济思想与经济实践的评价

1、蔡京经济思想与经济实践的一致性

蔡京的经济思想具有务实灵活的特点，懂得抓大放小的原则，注重拉拢官僚，减少致富之路的阻力。这些特点也渗透在他的经济实践中。在专利制度的改革中，他把重点放在了国家垄断的高利润行业，同时取消了实际操作性较差、利润较低的《青苗法》。

在金融改革的各个方面，都采用了一种诡计多端的方法，通过强制货币升值，从而在无形中获取人民的财富。除此之外，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蔡京在严厉打击元苦党人的同时，通过提高官员的待遇来笼络士大夫阶层。

正是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才让北宋政府获益匪浅。蔡京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不同于王安石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却拥有王安石所缺乏的政治手段。撇开其他因素不谈，仅从经济领域给国家带来的效益来看，蔡的方法要优于安石的方法，但将改革的成果运用到哪里，则是另一回事。

王安石的节俭和蔡的奢侈，虽然伦理不同，没有必要因为人而浪费言语。然而，不同的政治理念会导致改革目的的变化，其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王安石的变法是富国强军，蔡的变法是富官强权。虽然蔡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了成功，但这一成功并没有转化为国家繁荣的力量。相反，积累的巨额财富刺激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加速了整个帝国的衰落。

2、蔡京经济实践的辐射

蔡京在地方为官时，积极推行王安石变法，其政还是颇有建树的。在莆田，蔡京利用其职权的影响力，促使了木兰坡的建成。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木兰破的修筑消除了当地的水火之患，客观上造福了百姓，确实是一件好事。

时至今日，此坡仍然发挥着抗涝的作用。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为政之绩，也为蔡京日后攀登权力的顶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徽宗即位前，蔡京己拥有很高的声望。虽然反对他的人很多，但支持他的人也不少。蔡京在任魏宗丞相期间，主持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这次改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之前的王安石改革。

这些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北宋政府财政危机得到暂时缓解，满足了统治者对浪费的诉求；二是枯水捕鱼的改革方式激发了潜在的矛盾，加速了社会的解体。三是一些符合皇权发展规律并被后朝继承的改革措施。蔡景的经济改革虽然暂时缓解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满足了最高统治者的奢侈要求，但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改革增收归根结底是与人民的利益斗争。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过早地消耗人的力量，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带来不好的后果。

结语：

作为末代宰相，为了维护皇权的威信，蔡京自然成为帝国灭亡的罪魁祸首。无论是正史中，还是野史杂谈上，蔡京都是以祸国殃民的奸臣形象出现的。在北宋的历史上蔡京担任宰相的时间最长，虽然几度罢免，但很快又能官复原职。从作为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拥护者到徽宗朝的宰辅，蔡京在为官期间多有经济举措，因此，其经济思想与经济实践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参考文献：

《宋史》

《宋会要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