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什么成为了“隐形贫困人口”？

“佛系青年”还言犹在耳，同龄人“抛弃”你也没过多久，“隐形贫困人口”这个词火了。根据网络定义，隐形贫困人口是指“那些看起来每天有吃有喝，但实际上非常穷的人”。

“能买戴森吸尘器就不用扫帚了；吃完牛油果又要吃藜麦了；100块钱一张的‘前男友面膜’用起来也不心疼；一有健身冲动，就非得去办张年卡。总之，朋友圈光鲜靓丽，口袋空空如也，‘吃土’是常态，在精致道路上拿出十八般武艺、拼尽全力。”在“隐形贫困人口”的相关评析文章中，“隐形贫困人口”被认定是“自我消费不节制所造成的”，正是因为想过得富一点，所以把日过得穷了。甚至有人认为，“隐形贫困人口”与之前流行的“月光族”“啃老族”没有太大区别。

不过将年轻人的“贫困”归咎于消费主义和消费的不节制，是否会遮蔽了一些什么？比如许多年轻人“非常穷”，倒不是因为他们将钱花费在吃好喝好上了，而是因为他们真的穷。即便有年轻人将大部分的金钱花在吃好喝好上，仅仅是因为他们热衷消费，还是背后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究竟是热衷消费导致了贫困，还是因为贫困所以热衷消费？

总之，一个热词背后往往蕴藏着重要的社会心理信息，“隐形贫困人口”的理论景深值得细究。

大众传媒时代的“贫困感”

身边一位50后的长辈学者，对现在年轻人老是说自己“贫困”“丧”很是不屑。在他看来，物质生活好了，年轻人都是蜜罐中长大，身在福中不知福，还养了一身矫情的本领。他说，他们那一辈人的成长岁月里，物质短缺、缺衣少食，饥饿是家常便饭，现在年轻人所能享受到的丰富和便捷的物质生活，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从来都不敢想的事。怎么现在的80后、90后、00后，动不动就觉得自己那一代人是“最不幸的”？

长辈的质疑，纵然有代际隔阂的因素，却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怎么物质生活越来越好，自称“贫困”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与其说是这一代年轻人矫情，毋宁说，老一辈与年轻人对于“贫困”的认定和感知是不一样的。在老一辈那里，贫困更多意味着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无法满足，但在新一代年轻人这里，贫困不仅仅意味着有吃有喝，还意味着吃好喝好，甚至更多。那么，年轻人的贫困阈值，是如何不断提高的？

这里不得不着重强调的是，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对年轻人观念的影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榫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断塑造着人们的认知。文化学者南帆指出，“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我们被抛入了大众传媒组织起来的社会，大众传媒就是我们的文化感官。几张报纸、几个电视频道或者几个网站就布置出了一个大千世界的幻象。”而这个幻象的核心是，种种幸福生活的神话。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写道，“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是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

“受众劳动”，英文Audience Labour，由Smythe在1977年提出，他认为在闲暇时间收看电视、阅读报纸的“受众”实际是为广告商工作，是广告支持下的传播业所生产的一种特殊商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对传播体系的经济作用给予足够的关注，生产这种学习消费的受众是大众媒体的主要目的。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成功人士的故事包围，哪个年轻人年薪5万，哪个年轻人创业成功一跃成为亿万富翁；即便是电视里的广告，不断宣扬的也是一种中产阶层的生活样本：一栋别墅，阳光照射进来，漂亮的妻子在做家务，小孩在快乐地玩耍……

身边的幸福神话太多，其结果就是知名作家韩少功所说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足够根据，来发现自己的贫困”。跟胡玮炜相比，年薪30万的码农是贫困的；跟北京三环有一套房的人相比，三线城市有一套房的人是贫困的……“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识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

也即，许多年轻人自嘲“隐形贫困”，倒不见得他们是真的贫困，他们的“贫困感”有可能是来自于传媒时代的文本感染和广告后遗症，来自于与幸福神话的对照和攀比。“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权力和资本媾和打造幸福神话，才能源源不断激发受众的“贫困感”，激发他们的消费冲动，并让他们心甘情愿成为消费的“顺民”。

从这个角度看，某些人自嘲“隐形贫困人口”，倒真有可能是一种矫情，是不断夸大的心理自伤。